201907

我对项目制学习的一些理解和反思 2018-2019学年总结 李亦辰

2018-2019学年是一个过渡，从课程到项目的一个过渡，我只能说，这一年是我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的总结主要是谈谈对我们现在和即将实行的项目制的一些想法，并结合公共说理做一些反思和规划，主要是谈谈项目制是什么和怎么做。

开始做项目的时候觉得这跟以前在企业做项目不应该是一样的么，后来发现完全不应该一样，它不是要老师去当项目经理设计出一个让甲方满意的项目，项目制学习的“设计思维”不仅仅是教师的框架设计，最主要的是学生要有对自己项目的设计。项目制学习之所以被推崇，并不在于它能“教”给学生多少知识，或者使其获得多少荣誉——虽然这些也很重要，它最希望的结果是激发学习的内驱力，这才是最难的事情。

公共说理在这一学年覆盖学生200余人，我认为覆盖学生数并不说明什么，公共说理下学期开始变成必修的项目，共同参与的学生数将超过1000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相当于一个脑力军训。实话实说，项目制学习不是人越多越好，反而是越少效果越好，这么多人的项目制学习，全球还没有成功先例，不过北大附中一直干的也都是没有先例的事。

我们——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可能一直有个误会，觉得做项目就是搞一个大活动，所有人一起参加，完成一些任务，我们之前可能就做成了这样，也只能做成这样，事实上，“项目不应该只是‘有趣活动’或‘实践经验’”，高质量的项目“需要学生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复杂的问题，问题或许有多个答案，然后在整个课程中研究该项目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要成功完成一个项目，学生需要学习重要学科内容，概念和技能。” 而如何去激发每个学生的“内驱力”，再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学习力”，是一个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靠技术或者靠老师的“激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我只能说，还得慢慢去想。

公共说理可能有几百甚至上千个人同时来参与，如果都要做一个自己的项目，资源肯定不够用，于是之前的项目就在一开始设定了几个话题来供大家选择，集中讨论。然而我发现，这对激发讨论热情帮助没有那么大，有时甚至是很不利。所以是不是可以改成自发提出问题，自发去做？比如，每个人都需要提出一个你真正想讨论的话题，邀请别人来参与这个讨论，形成一个社区，而不是运营组规定几个话题，把你强行拉入一个社区。于是计划下一步就往这个方向改版，只有版块划分，再也没有“规定问题”了，只有学生自己真正想要思考的问题。

这个学期我们已经尝试做了一些改变，就是尽量去讨论大家身边发生的事。因为项目需要的是“真实”，能落地的“真实”。我们在前两个学期讨论过美国的枪支管制问题，叙利亚问题等等，我现在回想一下，在这些话题中确实收到了很多高谈阔论，但似乎总是“飘”在空中的。那我们到底要讨论些什么话题呢？跟运营组的同学们进行话题设计的时候，我发现：老师永远不可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去抓住学生的兴趣点，这是个令人悲伤的事实。因为每次运营组学生提出的讨论话题都能令我惊讶，心想：原来你们关心的是这个啊！比如，TA们说有书活里有一群学生为了买潮鞋，每天省吃俭用甚至连吃一个学期泡面，TA们很想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然后我没有想到的是，很多学生都支持或者觉得这是个人自由，无所谓。作为一个公共说理老师我感到很惭愧，因为我根本没想到这个话题能引起那么多讨论。还有一些学生之间说起来都耳熟能详的事情：广电新规里，手游中不让出现血的颜色，只能冒烟，甚至有“和平精英”这样打起架来一片和谐的游戏设置——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些东西！而当学生关注的是这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TA去讨论中美关系，最后只能收到敷衍的发言，所以从感兴趣的事开始讨论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把这些转化为相对更严肃的话题。这个学期的话题中，“你是否支持完全禁止手游中“暴力元素”的出现？”“你是否支持选择‘流量明星’作为专业运动项目代言人？”这些话题都引发了激烈的交锋，它们都是学生觉得“和我有关”的事。

公共说理每学期最终得到学分的人数大概是报名人数的一半。作为一个全线上项目，这个数字已经相当可观了。为什么会这样？项目的DDL不是一个短期的，它的目标也不是短期能实现的，可能某一任务的DDL是三周后，就公共说理来说，每一阶段的讨论大概持续4-5周，而第5周永远是参与人数最多的周。DDL有好处，它具有督促作业，然而也有坏处，因为学生只会在DDL之前才开始做。只在第5周发生的讨论是一个没有对话的讨论，在第5周的发言中能看到思考，也能看到匆忙。

这又回到了之前说的那个驱动力问题，除了“兴趣”这个驱动之外，学生其实也会有一个困惑，就是：我学这个干嘛？高考不考啊。有升学压力在，说再多“能力培养”也没有用，因为现实问题摆在那里，少背一个考点就上不了理想学校，而公共说理么，少说一句话又会怎样呢？这个问题是个死结，我们也只能着眼于学生的另一个困惑：我们做人文项目，有什么用呢？不止公共说理，其它项目可能也有这个问题，比如书院试点吧：我采访了某人、写了一点东西，有一些人看到了，然后能怎样呢？华盛顿邮报的著名记者安妮·赫尔曾经采访了一个在驱逐舰被炸中死亡水手的母亲，并写了一篇有名的报道，在克林顿总统与水手家属做私下会面的时候，他对那位母亲说“在我感觉中，我是认识你们的女儿的”。听说了这件事的安妮·赫尔表示，她为此感到很高兴，但不是因为总统读了她的文章，而是因为他知道了这位女性，“那么，这会影响我们的海军政策或者我们在世界上做事的方式吗？当然不会。”

由此，来看看我们的项目，学生是很希望看到：我说的话有用、有什么事会因为我说的话产生一点改变的。然而，即便按照3.5%民主的理论，我们的人数或做法还远没到呢。对于发言的结果，最低的指望可能应该是：别人在看了我写的东西之后，也许能够生出那么一星半点的在意出来。而不是，我说了一点话，然后学校就开始据此进行改革。当然，我们希望学生不止于此，不止于说点话，在得到学分之后就噤声了。所以当我看到全公司群里在讨论“抄袭”与“致敬”的区别时感到很振奋，我们并且不仅仅在公共说理项目的狭窄空间里去讨论，而是将它应用于日常，成为一种习惯。

公共说理这学期建立了公众号，不过也要往Github迁移。当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而不仅仅限于一个内部讨论的时候，它在“真实”的基础上又有了“公开”，学生是否还能像之前一样地畅所欲言？这是一个未知数，但不妨一试。

以上是我对项目制和公共说理的一些想法，也提出了一些现存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公共说理可以做得更好，结尾展望一下明年的脑力军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