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要改变一个事情的时候或者我觉得这个事情有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一定要尝试用我最大的力量去改变它。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第一，你想不想做。第二，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做出来。”

改变事物请先躬身入局

采访人：陈腾轩、刘宇航，北大附中2021届学生

口述人：孙玉磊，北大附中校长助理，博雅学院院长

您小时候是什么样的？

我小时候其实特别乖。我是跳级的学生，没有上六年级，我是从五年级跳到初一的。跳级就意味着我已经学完那些了，我的成绩特别好，我做过最好的学生，也做过最烂的学生。（初中时）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去读金庸的小说，我也曾经因为跟某老师打架停过一个月的课。

那您中间都经历了什么？

这之间有很多问题吧，但同时我把我高中图书馆里所有的中外名著全读了，那个图书馆所有学生都不能进去，但借阅室的老师一看见我就把我放进去了，原因很简单，他没法给我办手续。我整天泡在那里，他给我办手续都嫌烦，一度就搞成这个样子。同样，也有老师恨我恨得入骨，我不上课，但我能考好。我就不上你的课，但我就能考好，你怎么着我吧。

那当初您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呢？

很多原因吧，后来仔细想想其实自己错得更多，还是因为自己纠结的青春期，非要跟世界谈谈。当时我带着全班跟食堂对着干，觉得食堂伙食太差了。我确实就怼天怼地，因为当我要改变一个事情的时候或者我觉得这个事情有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一定要尝试用我最大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事。所以我一直跟很多人说，你不能一直站在外面去说这个事不合理然后就结了，你要想改变这个事，就必须站出来，所谓躬身入局，你得进去，把这事做了。你要是说这事不是我的事，这是食堂管理员的事情，那这事八百年你也解决不了。永远都是那些不该管这个问题的人站出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去推动这个世界的。就这个逻辑，做学生也好，做老师也好，我就觉得如果我要改变一个事情，那我就去改变，我不管是不是跟我的职责有关或者该不该。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第一，你想不想做。第二，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做出来。

您什么时候来的北大附？

2009年，当时我是教初二的语文，初二1班和5班，带1班的班主任，后来转到高中这边，然后在二单和五单教语文。再往后就是到博雅，最早我们想给本部出国的学生开课但是开不起来，学生人数太少，于是转到国际部那边，然后再转回到高中部。我在北大附带过初中部、国际部和高中部。

那您在来北大附之前是做什么的？

我当初是在北师念书。那时北大附中的老师主要分两批，一批是北师派，一批是北大派，在这些课里，还是各自不少人。因为在零几年的时候，其实更多老师还是北师的。我那一年进来的是四个人，外语一个，地理一个，我一个，还有一个记不清了。反正那一年进来了四个人都是北师大的，那四个人现在已经有一个人走了，一个人抑郁了，有一个在初中，还有一个我。当时语文组的张国富老师，他是我的面试官之一。他曾经开玩笑说你们都是千里挑一嘛，一千多份简历里面，最后通过简历面试试讲各种筛，我是在张国富老师的高二10班试讲的，在教学楼东楼，面试的题目是姜夔的一首词。

带领二单打造书院活动室

当初您做二单单元长的时候有哪些事？

2010年王铮校长来了，学校开始推单元制。我当时就去竞选了二单(致知书院的前身）的单元长。作为单元长，要做的是一个要打破很多人对于学校的固有看法的一个事情，像单元活动室的装修，最早单元活动室装修的时候，二单的方案就引起了争议。我们是第一个买沙发床的，在别的单元都不知道改啥的时候，就买点桌子、椅子，别的书院连沙发都没敢想的时候，我们把沙发床都摆上了。有的老师就说，你们摆床想干嘛？潜台词就是，你们考虑没考虑男女生。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大家忘了一点，其实一个学生他的有效活动时间高中三年在学校其实是远远高于在家的，如果住宿的话在学校呆的时间更长，换句话说他不应该是坐在一个木头凳子上，在一个木头桌子上学习，这是一个生活空间，一个生活空间就应该有它舒适的一面，谁自己家里就放一个桌子凳子啊，不带这样的，这不是你的生活空间。

我们还是想把学校打造成一个生活空间，一个宜居的空间，不是大家印象中，你要么立正，要么坐好，给我认真听讲，永远都摆出这样一个特别乖的一个形象，不啊，我为什么不能窝在那里，我就想瘫一下，这是一个人生命的基本要求，但是一个普通学校应该很难满足，第一它没有足够的公共空间，第二，公共空间里面不会有沙发，第三就算会有沙发它也不会有沙发床。但是当时我们就把书活定义为是一个让大家在这里生活的地方，这书院的公共空间活动室就应该能让大家躺下来，能够舒服的一个地方，能够舒服地躺着这很重要，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以此为点，诸多都类似，有意思吗，有，没意思吗，也没。因为它是一个不断折中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需要和大家聊的过程。

创办博雅学院，重组附中的语文课程

我们了解到您是博雅学院的第一个老师。

对，当初是没有博雅学院的，一度只有我。

那您为什么会去做这个博雅学院的老师？

这件事真的不是我想做，我想做一些事情，但是我想要做成这些事情，必须要一个依凭。那很显然，校长想做一些事情，发现我也能做一些事情，于是，两者结合。他呢，做的是学校结构化的变革，像学院制是他提出来的。那学院制提出来的时候，提到应该有XX学院，XX学院，XX学院，其中就有一个学院，跟我想做的事情是契合的，于是就产生了博雅学院。

*您之前是教阅读，有什么相关的事说一下呗。

这涉及到语文组的改革的问题。语文组的改革一开始不是我在做，是王校长在做。校长其实是希望从外部就把语文分成阅读和写作这样的一个框架，但是他分了一年没分成，因为一旦进入到了课程改革，水会比所有地方更深，这是一个更难的点，是一个更硬的骨头。我曾经专门教过一年写作，在13年吧，后来发现在本部想要推动这个课程改革几乎是不行了，然后就转去国际部，在国际部先做课程，相对而言出国的学生更容易突破这个点，然后在国际部做了一年左右再转回头来，然后用我在国际部的方案重新改组语文组的课程。语文组一度只开经典阅读课，这个事情是我在14年推动的。然后在19年重新转到了课本，这是我转到现在的书院督导和博雅之后，去年（19年）高一来之前的博雅是包含语文、英语的，前年的博雅是包含历史政治语文和外语的，现在的博雅主要做人文项目和社会实践活动。

技术可不光是为了服务，技术是有引领作用的

我在资料上看到，学校让带电子产品，也是您提出的。

附中一直希望推墙办教育，我就跟很多老师说，推墙办教育或者说，我们想培养更适合这个社会的学生，更领先于这个社会的学生，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希望把教育做到一个不论你是在学校里还是适应社会，你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永远都是网络要通，永远都是设备要引入学校，才能够说让更多的人适当地使用这些设备。你看现在学校的网络没有限制吧，当时高中部四个小时，初中部两个小时，都是按小时限制的，用学号限制上网时间。为什么近两年很少说这件事了，现在4G普及完了之后你限制限制去呗，我自己有4G的网卡，你随便限制，我无所谓，所以现在就没有限制了。其实你想其他学校大部分都是限制的，哪个学校非要和中国电信签一个战略合作啊，我们的网速是和北京电信签了战略合作的。所以其实推这件事情的教育背景就在这，我们希望推墙办教育，我们就得真的适应，技术可不光是服务的，技术是有引领作用的，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如此，这个世界就是被技术驱动着的呀，当然这种技术不管是来自于邪恶的军事带给人类的必然进化，还是来自于科技的这种商业力量，但是反正所有的公司都在基于自己的能力然后不断地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技术就是在改变生活。

最极端的时候，13年我自己教国际部，因为是国际部的学生，我第一节课都是在教学生怎么上国际互联网，我说你自己是国际部的学生，如果你连国际互联网都上不去，你出什么国，你连邮件都收不到吧，这是个问题啊，你连学校官网都上不去，很多学校官网都是跟Google直接连着的，国外学校有一半以上都是在用Google的邮箱，全球信息百分之七十都是英文的，而且这些信息基本上都是在国内访问不到的网站上，我就想知道，等你们这帮十六七岁的少年面向世界的时候，拿什么跟全球的同龄人竞争？全球假设有二百个生物学家，这是个真实的例子啊，美国或者欧美的一个学生就会发二百封邮件给这个生物学家列表，去讨论一个生物问题，你们呢，你们连这个facebook都上不去。你可别忘了，你们会同时进入大学，你们会同时大学毕业，你们会同时进入到这个世界，面对这个地球，面对各种各样的所有共同的事情，也许不用竞争，但是和人家合作的资格都没有了，点就在这，这个有国内教育的墙，有国家之间的墙，有技术的墙，回到一个点上，我认为技术是解放人的，我会强调更解放人的价值。

怼天怼地不是性格，而是手段

大家对您的评价都会说您怼天怼地，什么都怼。

你看，我本来那么和善的一个人，当你要改变一个事情的时候就变得怼天怼地了，永远都是这样的，潜台词还是课程改革的问题吧。因为只有课程改革的时候才会和老师发生关系。就是，我们会觉得现在的，包括此刻很多的课，它不应该是这个上法，学生也不应该是这个学法。就是一个老师，在前面讲九十分钟，包括此刻讲九十分钟的也大有人在，然后我就会经常怼很多老师，咱们自己学生坐在下面，每节课都讲九十分钟，每天三四节课都听九十分钟，请问你什么状态？然后这个就开始怼了，因为一旦涉及到了教学模式，就是一个啃不动的骨头，因为很多老师天生就是如此，他不想再做太多的改变，这一本教材让我教完就行了。学校最有生机活力的那一批人我都没怼过，但是问题在于碰到学科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永远都是怼的，原因很简单，其实说实话，他们不是怼你，你换任何一个改革方案他都会怼，因为，你改变他的原有状态他就会怼你，所以不是这个问题，他是另一个点的问题，你只能说在怼完之后是不是留下了什么东西，我个人认为还是留下了。